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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艺术的地位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才是最高的理解?它应当建立在文字、文化教育、汉学以及诗歌文学的基础上并注入一个人一生所得到的社会认知度，这就是字如其人。

　　作为汉字的书写艺术, 中国书法集表情达义、抒写性灵、体现民族审美于一体，成为精神传递的另一种图像形式, 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思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书写的意义不外乎两类: 实用性与审美性。在书法艺术生成、发展中，二者相互交融, 形成了人书并重、字如其人的基本模式。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书,如也, 如其学, 如其才, 如其志, 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在文艺理论中, 这一传统观念得到了众多的文人认同, 即一个人的艺术作品的品鉴总是与他的才华、气质、学识、性格、经历、人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古代书论和文献中可知, 书圣王羲之和创造大唐书风的颜真卿字品俱佳, 备受尊从。岳飞、文天祥等爱国英雄, 人品与书品竞相辉映, 广为传颂。

　　这种根源于道德观念、民族传统的审美本质, 使得书法艺术的教育性特征更为立体和鲜活的表达出来，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 浓郁、丰厚的精神内涵。

　　北宋苏轼曾言:“古人论书法, 兼论其生平, 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明清之际傅山说: “作字先作人”。书法在这个层面上, 是一种表现心性的艺术。

　　在线条世界中自由自在地表达艺术家生命本质和意识, 使艺术的生命得到诗意的生长，个体的感性跃然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北宋欧阳修称:“颜真卿忠义出于天性, 故其字画刚劲独立, 挺然奇伟, 有似其为人。”

　　的确，颜体雄浑古拙、堂正质朴的书风与颜真卿所处的时代和个人品格极为吻合。

　　与王羲之时代迥然不同的是, 颜真卿经历了唐朝全盛时期, 当时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 社会审美旨趣已由门阀士族所崇尚的姿媚转向了新兴地主阶层奢望和追求的丰伟博大。

　　再如虞世南其言也寡, 字亦虚静谦和, 蕴藉隽永。苏轼性情旷达, 其书纵墨驰骋, 挥洒意趣。个性与倾向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性情和气质。

　　这种影响使书法具有自我教育特性。书法艺术的自我教育性是进一步生成字如其人传统观念的原因。傅山在《字训》的感叹不无道理: “吾极知书法佳境, 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 心手纸笔, 主客互有乘左之故也。

　　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 无也。一行有一行之天, 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笔至, 天也; 笔下至而神至, 天也。至与不至, 莫非天也。”

02

　　书法艺术从出现开始就和文人连在一起，一下子超越了其他艺术，成为文人最为热爱的、主要表现其素质的媒介。

　　文人有许多表现自己的方式，但在一个雅集、仪式之中，书法的题写往往是活动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如曲水流觞书兰亭。书法匾额放置的位置也往往是最讲究礼仪的地方，足可见书法艺术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文人运用书法表现了儒雅，书法恰恰是儒雅的最好的呈现载体。从事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都不及书法艺术这样与儒雅联系得紧密。

　　南北朝大儒周兴嗣作《千字文》，成为帝王子弟读书启蒙课本。《千字文》提出了“坚持雅操”的思想，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儒雅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当时坚持雅操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书法。《千字文》中“坚持雅操”的下一句是“好爵自縻”。

　　一个人只要能够坚持高雅的操守，好运自然会来临，这就是儒家自修己德的思想。书法艺术的自我教育性与之同步。

　　中国文化是自立的文化，儒家思想中不认为有个能拯救人类的上帝，解救人类的只有人自己，人的良知和能才是拯救人类自己的最后希望。

　　书法可修静气、能养正气。

　　柳公权以“心正则笔正”练成了流芳百世的“柳骨书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正直敢言的良臣。唐穆宗沉溺酒色，柳公权以夏州书记的身份入朝见帝。

　　唐穆宗问：“我曾经在佛庙见到你的笔迹，想见你很久了。”随即封柳公权为拾遗侍书学士。唐穆宗问柳公权书法如何用笔，柳公权回答说:“心思端正则用笔才能端正，这样才成法度。”

　　唐穆宗改变了脸色，明白他是在以书法用笔来进谏。唐穆宗受教了，此后学书者也以此为鉴。保持着中锋用笔，“常令锋在画中行”。

　　以笔正心，养浩然气，这就是书法艺术给人带来的正气、正能量，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