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常常用得意忘形去讽刺一个人的肤浅虚傲，有了一点成绩就到处自吹炫耀，而不知谦虚谨慎，有失君子风范。国人几千年来都受教于“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儒家的道德操守是内敛自省，强调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修心养性，谦恭审慎，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尤其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得意忘形却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相反“如布算子”中规中矩却是书法艺术的大忌。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是从刀契铜铸石刻发展起来的，一笔一划结构成字，用文字来记录事情，交流思想，工具的实用属性要求可识别是衡量书写的首要标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都是这样写、这样欣赏和品评。其评价的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形质第一。然而进入东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纸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加之章草、行书的出现，书法艺术从字体、书写工具、书写技法到书写内容都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在演变，注重艺术家个人书写意境和书写技巧的表现，追求书写的节奏、气韵和变化逐步成为书法艺术新的理念和追求。王羲之提出了“意在笔前”(《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的认识，要求书法家在创作之前，利用研墨的时间，认真思考一下，准备书写的作品是什么内容，要用什么样的气息和笔触，字与字之间如何变化，千万不能把作品写成大小一样的算盘珠子。并强调“状如算子”不能是书法艺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为了超过父亲，自创一笔书，从上至下，笔划相连、气息相通、墨色相承，为草书的发展和狂草的产生创建了根基。二王的书法实践和认识，被王僧虔总结概括为一句书法艺术品评的新境界：“神彩为上，形质次之”。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对书法的教育普及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褒羲贬献，强调楷法遒美，把《兰亭序》当作陪葬，又的确反映了帝王对艺术的认识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在初唐受李世民的影响，朝野上下追摹王体的风潮中，李邕喊出了“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的艺术心声，无疑是一声春雷，震惊了大唐书坛。紧接着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神融笔畅”，进一步强调“神”的意境地位和书法创作的主观能动意识，把“意神”和书写效果的“神彩”统一起来。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得意忘形”的狂草终于出现了，张旭、怀素借酒取意，狂笔疾书，使书写过程和效果真正呈现出与阅读文字完全不同的气象，受到了李白、杜甫等文学艺术家的一致追捧，并认为其艺术境界完全超越了二王。李白诗《草书歌行》赞怀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得意忘形这句话始于艺术和书法，却被广泛用于为人处事的涵养，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然而，我们为人处事不能有了成绩就忘乎所以，可是搞艺术却又必须有一种舍我其谁、得意忘形的追求与境界。如果一味地拘泥于书法的形质、规范，总是临摹别人的东西，那么，要创作出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艺术家的蓄发留须、奇装异服也就不奇怪了，如同张旭、怀素借酒取意一样，寻找那种“得意忘形”的状态。

　　艺坛不是官场，道不同，境界自然不同。如****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诗人把“得意忘形”运用的淋漓尽致，并且直接借酒取意，忘形泪洒于诗词之中。试想，如果没有得意忘形的艺术语言，又如何实现人们情感的艺术表现呢?!

　　《文化月刊：文化产业(下旬刊)》2014年 第1期编辑：尹大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