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孔见

　　编者按：文字和书法的本质是工具。从使用的角度看来，规范的楷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从秦始皇为统一文字而所创立小篆到唐代楷书的大行其道，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直在研究探索一种标准的书体，这一伟大的工程直到唐代才基本完成，这不仅是文字的改进，更是书法美学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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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尹大玮：孔见将军好!

　　有了科举制度在教育和选仕上的引导，楷书几乎成了唐代书法的代名词，唐楷形制的确立是技法的突破，还是美学思想的成熟?

　　孔见：都有。经历魏晋楷书和永字八法，技法上字形结构有了很好的基础。在魏碑实践的基础上，从蔡邕的笔势论到李世民的楷法遒美，楷书美学逐渐成熟。

　　书法教育的基础必须是楷书，在五种书体中独尊楷书，这是李世民的认识。它对汉字教育与书法艺术都至关重要，就如同现代的简化字情况。

　　楷书的易识别、易操作性有利于推广传播，遒美的格调取向与大唐盛世的社会发展程度同步。

　　楷书自创立以来，因其实用性而被推广，而后又取代了其他书体成为官方正式书体，并晋升为一个时代书法的主流风尚。

　　从东汉末年，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长达五六百年的混乱战争局面，国家分崩离析，官办的统一教育已被严重破坏。书法艺术在这种局面下虽然得到了自行的发展，但是文字不统一势必会影响到文字的教育和使用，更无法形成书体的主流风尚。

　　当唐朝国家重新统一之后，文字规范也统一了，这成为上层建筑的一件大事。李世民和秦始皇一样，都亲自主持文字改革和定制，并指派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成立专门组织机构，负责研究教授书法。

　　唐代从中央的国子监、弘文馆到地方均设有学堂讲授书法。《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朝叙书录》也载：“初置弘文馆，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士，内出书命之令学。”并由书法高手担任专门教师亲临教授。当然，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楷书的规范和推广教育。

　　对天下学子来说，学好楷书是使用文字的关键，能否成为书法家并不重要，那是少数人的爱好而已。楷书，首先是汉字统一化过程中的产物，实用是它的第一性。其次，在使用之余，产生了服务于审美的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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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尹大玮：官学的设置决定了楷书在上层社会的普及与认知，平民儒生视其为科举门径，那么广大的底层百姓是如何接受新定型的楷书呢?

　　孔见：唐代的立碑之风对此功不可没。名家墨迹百姓难得一见，摩崖石刻立于户外，是百姓最直接的认识名家书法的来源。

　　其实，刻石立碑之风尚在东汉时期和北魏时期就大为盛行，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到了唐代，由于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刻石立碑之风更盛，其刻石之数量远超前代。据清代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记载，不下三千种。碑文字体，除有少数篆、隶、行书体外，大多为成熟后的标准楷书。

　　我们说“唐人尚法”，主要体现在健全并完善了楷书的构造和基本技法。楷书的雏形出现在汉末，经魏晋钟繇、王羲之之手而逐渐规范化。而唐代则完成了楷书发展的最后定型。

　　这时期，楷书的各种法则已经完备，并成为唐代的通行文字。既然楷书为唐代通行文字，那么，产生于唐代的大量的石刻文字多为楷书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唐代刻石立碑之风盛行，书写者多为名冠当时的高手。如书法精妙的柳公权，蒙几朝皇帝的厚爱与推崇，书名大振，时人以得其书为荣。据《新唐书·柳公权传》记：“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就连“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公卿大臣不惜重金以求，书写者自然不能敷衍了事，必精研书“法”，使所书之作能中规入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