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由北方的史文化和南方的巫文化合流而成，后来又出现了儒与道、诸子百家，这种现象是文化和教育的存在形式，也正是百家争鸣才形成了百花齐放，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艺术文化生态。

　　通过阅读文献记载，纵览两晋书法家群体，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传承上明显呈现家族多代式的脉络。在其他历史时期，书法或文学能在直系中传承三代已经实属难得了。

　　两晋一直到隋以前，中国文化艺术的生态环境是南北分治，士族分派，进而书法也是分宗的。因此，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百花园，一个碑帖并存、宗法林立的文化环境。书法的宗法传承有一定的特殊性，不是文字的宗法，也不是文化的宗法，而是书法字象与风格、技法与审美的纯粹艺术上的师承关系。书法宗法的出现与形成反映了书法性质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书法的性质原来是用于教育的，需要统一规范以便推广，当它成为艺术时就不需要简单的统一，而是更服从于艺术家的意愿。进而书法的性质也从一般的教育工具上升到了人们欣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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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尹大玮：孔见将军您好!

　　南北书法艺术具体有哪些不同，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分治造成了阻隔，还是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呢?

　　孔见：西晋之前，北方仍然是文化核心，承继东汉隶书，实现楷、行、草变革，钟繇等曹魏时代的书法家起到了主要作用，功不可没。

　　东晋时代，南北政权分隔，士族世家多迁移到江南，南方书法出现繁荣，东晋世家全部在江南，书法名家榜上有名的也都是江南的书法家。

　　当然，这一情况和北朝多是少数民族政权有关，各种书论典籍，也多是世家之间的鉴赏评说。然而，书分南北一说并不出现在南北朝，而是清代文人评论南北朝书风时的认识。如“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就不相同习”。(引阮元《南北书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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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尹大玮：为什么正书、行书形成之后，才有流派之分呢?是因为篆隶文字属于古文字阶段，笔法相对简单，结构比较单一，还不足以形成流派、风格之分?

　　孔见：书法的风格分化，关键在于用笔，以及由用笔而形成的各种结构的组合。

　　而对于书法风格的研究和剖析，绝对离不开笔法的分析，笔法越丰富，书法风格的划分也就越明显。基于笔法丰富而形成的楷书、行书、草书几种书体形成之后，书法流派风格的分析才显得清晰。

　　王国维认为“南北书风”就有歧义，他用作品个案驳斥说：“阮文达公作《南北书派论》，世人推为创见，然世传北人书皆碑碣，南人书多简尺，北人简尺，世无一字传者。然敦煌所出萧凉草书扎与羲、献规模亦不甚远。

　　南朝碑版，则如《始兴忠武王碑》之雄勃，《瘗鹤铭》之浩逸，与北碑自是一家眷属也。此造像者若不著年号、地名，又谁能知为梁朝物耶?”

　　其实，在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之间互通使节，士人南北流动，文字在应用中不可能中断相互的交流影响。但是，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南北书法风格差异的源头。到了魏晋“王导初师钟、卫，携《宣示表》过江，此可见书派南迁之迹”(引阮元《南北书派论》)。

　　魏国的钟繇、卫觊是南北书法的始祖，晋室东迁，书法开始南传，便有书法南北之分。最早论及书法南北差异的要算宋人，欧阳修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者为佳。”赵孟坚曰：“晋宋而下，分为南北。北方多朴，隶体，无晋逸雅，谓之毡裘气。”(引南宋赵孟坚《论书》)此为定论南北朝书法之最先者。

　　南方士族受玄学影响颇深，北方则承汉之遗风。南朝人长于启牍，嫣美疏放;北朝人长于碑志，浑厚朴拙。

　　梁启超也有精准的概述，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吾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观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等为代表。秀逸遥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